“30后”北外教授刘润清 | 漫长的英语学习道路

刘润清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，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（现北京外国语大学）的俄语系。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。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，至少认识800个英语单词，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。唯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个英语单词也不会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。幸运的是，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——夏祖煃老师。他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，又有真诚、热情的工作态度；他经常鼓励我这个最落后的学生。

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，对着镜子练发音，一练就是几个小时，有时嗓子都练哑了。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大型录音机，录音里只有精读课文和生词，除此之外，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听力材料了。我还经常在黑板上练拼写，写满一黑板，然后擦掉又继续写。单这发音和拼法，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时间。总的来说，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，我才算入了门。

二年级仍以精读课为主，它既是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，也是口语、笔语练习的主要场所。同时还新增了泛读课，老师让我们读最简单的英语小故事。

另外，从二年级起，老师还要求我们用英英词典。初用英英词典时我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。为了查一个词，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词。从根本上说，查完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，并不能够真正学会使用一个词。只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词典，才能真正搞清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和用法。随着词汇量的扩大，我使用英语词典的兴致也越来越高。有时查上瘾来，会查上个把小时，忘记了正在读的文章。那时，我们都把 Advanced Learners’ Dictionary 上标的25个句型背得滚瓜烂熟。总之，查英英词典本身就是在学地道的英文。

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，精读课的作用是最大的，一切基础知识都来自精读课。此外，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英文版简易读物。这些读物深深地吸引了我，并让我眼界大开，因为里面有一种全新的文化。与此同时，我还惊叹于其中简单、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极强的表达力。一年之内，我读了近百本简易读物，是这些书使我感受到了英语的语言之美，让我体验了地道英语的味道，并逐渐培养了我对英语的一种“直感”（to cultivate a feel for the language）。

这时候，我对英语的成语、习惯用法、动词搭配、漂亮的语句等，已变得十分敏感。遇到这些内容时我的注意力会突然变得集中，我会将它们立刻背下来或抄在笔记本上。对于好的句子或段落，我会反复读，强行记，甚至一字不漏地背下来。在课堂上或作文中用上几个背过的句子或短语，在同学面前“显摆”两句，都令我感觉非常享受。因为看了大量的课外读物，到二年级时，我已经丢掉了“落后”的帽子，开始名列前茅了。

三年级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。首先，精读课文的人文味越来越浓了。这些课文不仅是语言的示范，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熏陶和人文教育的材料。哲理越来越多，语言越来越美，有讲头，有读头。

其次，这时我开始读原版英文小说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读原著才是英语教育的开始。原著中的语言不再是为照顾学习者的水平和语法的需要而改编，而是作者深刻、细腻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。而且，大部分原著都出于语言大师之手。更重要的是，原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会背景、风俗习惯、法律制度、宗教信仰、伦理道德、人情事理、自强精神，以及如何开玩笑、如何带来幽默效果等。原著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当时老师告诉我们说，不读上几十本原著，英文是学不到家的。

再有，就是三年级开设了正式的写作课。在此之前，我以为说英语最难，因为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。后来，我又感到听懂英语最难（如听英语广播），因为你不能控制对方的讲话速度。等到开始学习写作，我才意识到，一个人英语的好坏，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书面英语的水平如何。最初，我以为把重要的话写下来就是作文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错误的理解。书面英语是最讲究、最严谨、需要经过反复推敲的语言。可以说，我现在对书面英语的认识，以及我现在的英文写作水平，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三年级的写作课，是写作课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。

四年级时，学校开设了一个高级翻译班，俗称尖子班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件事：

一是伊莎白老师把我们的语音语调重新纠正了一遍。她先让我们听一家英国出版公司出版的录音带，有诗歌、剧本，也有小说，都是百分之百的RP（Received Pronunciation），典型的英国上层社会的发音，漂亮极了。然后，她让我们模仿一些段落。最后，她还让我们设想是在人民大会堂宣读一个领导人的发言。她说我们底气不足、声音不稳，一拉长声就走调。她要求我们两个人相隔50米对着讲，每天早晨至少练半个小时。我的朗读水平因此大大提高了，能把一个故事读出感情，读出抑扬顿挫和轻重缓急，这些都是那年长的出息。

二是我们学了不少外交文件和《人民日报》社论的翻译。我们当时把 Beijing Review（那时叫 Peking Review）看了个遍，把当时的重要文件、社论、评论员文章（国际的）都拿来进行英汉对照阅读。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，读惯了英文原著的人刚接触 Beijing Review 可真是不舒服，总感到有一种语言与文化的不相匹配。后来就慢慢习惯了，而且我也认识到，要想向世界介绍中国，这种英语是我们的唯一选择。但是，应该说明的是，刚开始学英文时，不要用 Beijing Review 作课文，而一定要用本族人写的地道的英文文章作课文。把英文底子打好之后，再读 Beijing Review，就不会影响你对英语的直感了。

对五年级的印象不太深了。我们学了翻译，特别是汉译英。教我们的是薄冰和钟述孔两位老师，他们都很有水平，上课也非常有趣。这门课使我认识到，英文不学到家，翻译是谈不上的。与此同时，我还意识到，汉语文字看似已懂，实则不然。翻译远不是词与词、结构与结构的一一对应；要比这复杂得多。没有对汉语的透彻理解，没有足够的英语造诣，是做不了翻译的。除了具有高超的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之外，译者的阅历和文化底蕴与作者不能相去太远。要想翻译《红楼梦》，如果不了解曹雪芹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矛盾，不洞悉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，译文最多也只能是貌合神离。

回忆起来，在北外学习期间，我遇到了好老师、好教材和合适的教法。那时，虽然我们没有“快译通”“文曲星”等“现代武器”，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英文书籍，甚至连像样的课本都没有，都是些油印的教材，但我们学的是地道的英语，有大量的听、说、读、写、译的练习。老师讲的英文非常漂亮，作业改得细致到家，也没有这样那样的考试。真庆幸，那时“托福”式的考试还没有问世，我们没有靠打钩钩学英文，没有在选择题上浪费任何时间。

尽管我们当时的学制是五年，毕业时也觉得自己学了不少英文，但一开始教书却发现，大学期间只是打了个基础。教过几年书之后，才懂得什么叫教学相长。越教越感到自己的不足，与其说是在教学生，不如说是在教自己。

首先，在备课时，我通过大量查词典，搞清了许多词的词义和用法。备课时，我比学生查的词多得多。在查词典的过程中，我还常常被其中有意思的信息所吸引，有时在一个词上花半个小时，甚至一个小时，记下很多与备课无关的短语或搭配，而且还感觉乐在其中。

接着，我就借助词典，参考教案，转述（paraphrase）课文上的难句。一节课准备下来，自己要编写几十句漂亮的句子，再背下来，以便在课堂上使用。这种备课方式一直持续了很多年，我的口语、笔语表达能力大大提高，英文也越来越讲究了。

刚教书时，由于我是教研室里最年轻的，因此教研室里的“小差事”一般由我来承担，结果又使我受到很好的锻炼。例如，三年级教学组决定每周给学生广播两次英语新闻，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。为了这15分钟的广播，我要找五六条新闻，写出七八页的英文，请刘承沛老师修改，最后才能播出。再比如，三年级的翻译练习答案没有人做，又是让我做。做完后，由钟述孔或薄冰老师修改，然后再打出来发给每位老师。同上个例子中的情形一样，每次我写的东西都被改得满篇是红，有时真叫我无地自容，但是从中学到的东西和悟出的道理却让我受益终生。

教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的知识储备。我什么课都教过，精读、泛读、口语、听力、写作、翻译、报刊阅读。每一种课都需要了解一定的知识背景，才能讲得深，学生的学习才不至于浮在表面。为此，我经常帮助学生了解一篇文章的深层意义、社会意义、文体意义，在这个基础上去欣赏文字的美与力量。这似乎是北外的教学传统。老师教我的方法（或使我受益最多的方法）又被我用来教我的学生。在我的课堂上，不仅有语言信息，更充满了百科信息和智慧火花。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，我经常查英文百科全书、英国文学指南、美国文学指南、历史和文化书籍等。这样教过几年书之后我才认识到，教外语决不单纯是外语知识的传授，而是要与文化知识、社会背景等紧密结合。因为语言是载体，文化知识是内涵，没有内涵的语言教学必定是苍白的、枯燥的、不受欢迎的。

年近不惑，我又有幸读了北外的硕士研究生，当时师从许国璋、王佐良等先生*，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。

*作者注：王佐良先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（原北京外国语学院）的著名教授，历任北外副校长、英语系主任等，在英国文学、文艺理论及翻译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。许国璋先生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（原北京外国语学院）的著名教授，历任北外英语系主任、语言所所长、《外语教学与研究》杂志主编，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英语教育家，学贯中西，博古通今，在语言学领域做出过开创性贡献，他的大学《英语》教材历经30年而不衰，堪称我国同类教材的典范。这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范影响了我国外语界的几代人。

撇开英国文学、美国文学和普通语言学的专业知识不说，仅就英语学习而言，那几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等到研究生毕业，我才算比较成熟了。

许老他们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课，我们盼一星期才能见他们50分钟。可是这50分钟却是莫大的享受。他们那种博古通今的气派，让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们的治学严谨与大师风范，又让学生们心生敬畏。当时，同学中流传的一句话是：“Their knowledge makes you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”。我们都记得许老有一次给我们批作业，有几个人得的是从上到下的大红叉，被说成一页纸全是狗屁不通。我们读书常常不记作者，许老对此大为恼火。有一次，我好不容易记着刚读过的《语法》这本书是 Palmer 写的，不曾想许老却问：“哪一个 Palmer？有两个 Palmer！”我只能对自己的无知摇头叹息。

我与王公谈起莎士比亚的剧本，他问：“哪个社出版的？”我得意地回答：“剑桥大学出版社。”他接着问：“哪年的版本？”我又被问住了。最后，他告诉我，“读莎士比亚，版本很重要。”在有过多次这样羞愧难当的经历后，我才慢慢懂得书的作者、出版年月、出版社、版本的重要性。许老能够背诵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些对话，王公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英语诗。当我们对此表示惊奇时，许老说：“这算什么？我们在英国上学时，老师们没有一个是念稿子的。引到什么剧本，第几场、第几幕都是背出来的。”他还告诉我们，钱锺书等几位著名学者聚会时，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，一个人喊道：“好了，现在开始背 The Merchant of Venice 中的 the Trial 一场，从你开始。”于是，大家就开始背，主持人点到谁，谁就接着往下背。没有人讨价还价，也没有人忘词，背错了就受罚。两位先生教我们懂得“It’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!”这句话后来在我们同学中广为流传。我特别欣赏“humanly possible”的说法，因为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，用天赋不够当幌子，就不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。 

学习道路是漫长的。当时，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，似乎都是偶然的、孤立的、随意的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它们又好像是必然的、有联系的、有计划的。把这些事件串连起来，使我们看到北外英语系伟大的教学传统，看到那些老师们的教学理念和思想轨迹。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指出了成功学习者不可偏离太远的学习道路。这条路是漫长的、艰辛的；同时也是愉悦的、慰籍心灵的。路上有一座座里程碑、一道道风景线，一个比一个殊胜，最终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。

回首往事，我不免有些怀旧。我们当年的生活是清苦的，却落得个耳静心静。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几十元钱，住的都是筒子楼，没有“红眼病”，不用为买车买房去拼命教课挣钱。除了学习还是学习，除了教书还是教书。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要操劳得多，这是这一代人为追求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所付出的代价。这种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年轻人探究学问与教学的精细程度。当今世界，坐得住的人越来越少，很多人心里像长了草。有的人学了两三年英语就认为够用了，着急忙慌地找个外企上班挣钱。而我们这些人，学了那么多年，仍然认为自己学得很不够。王佐良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英文是：“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”，大意是“半瓶子醋最可怕”。心情浮躁、急功近利、轻视学问的种种表现，最终会使教育事业付出沉重代价。

就今天中国的外语学习的大环境而言，我以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。表面上看是方法问题，而实际上，方法背后是深层的学习理念问题。

首先，对待学习要有科学、踏实的态度。学习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下扎扎实实的功夫，不要总想投机取巧，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诱你投机、以使他赚钱的歪门邪道。所谓的“疯子英语” “傻瓜英语”“学习方法革命”等，都曾经迷惑过成千上万的年轻人。只要稍稍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，几百年来，那么多的语言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心理学家、哲学家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，都没有发现什么“成功秘诀”。近年来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《英语学习》刊登了多篇“专家如是说”，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了《外语教育往事谈——教授们的回忆》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《外语名家论要》，写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众口一词，都说学外语没有什么捷径好走——只能是多读、多听、多说、多写。唯独在21世纪初，中国出了“救世英雄”，能用“灵丹妙药”让中国人在几个月内学会英语，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？根本不可能！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：哲人与科学家尊重真理，不想骗人；而“救世英雄”却是以金钱挂帅，不顾事实，无知无畏。

其次，学习工具不能代替学习过程，高科技不能代替记忆。现在，学习外语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。该如何看待这些东西呢？当然，这些都是有助于学习的工具。问题在于学习者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。适当使用，有益学习；使用不当，则影响学习效果。例如，材料太多，不知道如何选精品来学。桌子上摆满了书，结果是摸摸这本放下，摸摸那本又放下，不能安心读任何一本。古人云：“心头书要多，案头书要少”，就是说要专心致志。总之，外语学习是慢的，是细活，急功近利、毛毛躁躁是决不可能学好的。

最后，不要用考试代替学习，不要用试题集代替课本。目前，应试教育现象十分普遍，考试过多，很多试题或题型不够科学。学习者花了很多的时间做题，最后拿个什么证，但是英文却没有学到手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，学一门外语，既是科学，又是艺术。其中有死记硬背的成分，也有熟能生巧的成分。学习词汇、语法等，是硬记的成分，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；但是，使用语言，却需要多练，是艺术性的工作。

目前，拥有各种外语证书的人已经达到几千万了，为什么外语人才仍然相当匮乏呢？在这里，我想告诉学习者：

“凡是经过突击可以提高分数的考试，都不是有效度和信度的考试；凡是用大量的上课时间教你考试技巧的老师，决不是真正负责的老师；靠画ABCD是永远学不好英语的。中国需要大量的国际化人才。外企用人，看的是求职者的英语能力，才不会去理睬你手中的那个证书呢。国际人才竞争，要靠本事吃饭；七大姑八大姨没用了，含金量不高的证书也不值钱了，还是老老实实学点真正的英文吧。”

动笔之前，我决心要写出几句有意义的话来，以免愧对读者。但文章写完之后回头一看，不过是一本流水账。可见，一个人要超越自我是多么难啊。因此，以上文字，与其说是想给读者什么启迪与教诲，还不如说是在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，回忆自己在与恩师的神交中所获得的心灵的愉悦与精神的升华。